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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艺术家的传记片,和艺术地拍传记片

2019年03月26日 07:52   来源:文汇报   

  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剧照。

  真实和虚构之间一定存在拉锯,而“真实”并不是电影需要恪守的美德。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在“伟大的音乐”和“争议的电影”之间,牵扯出的问题是,“拍艺术家的传记片”和“艺术地拍传记片”之间,怎样握手言和

  ■本报记者 柳青

  如果没有片尾20分钟复制“皇后”乐队在“拯救生命”演唱会的现场,电影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的风评会打折。电影院变成卡拉OK厅,老炮们看了一遍又一遍,全场大合唱《我们是冠军》,边哭边唱……见证电影有这样的盛举,主要功劳要归给“皇后”乐队,这是音乐的丰碑。

  他看起来太正常,不太像艺术家

  从弗莱迪·墨丘利留下的照片看,电影的男主角拉米·马雷克和他差距挺远的,他在表演层面的“好”,属于电影的创造力,他用想象力赋予了一个角色骨血。装了4颗龅牙的马雷克一直看起来怯怯的,像只受惊的仓鼠。弗莱迪本人那张脸欲望横流,有种媚视烟行的妖冶,乐迷把他画成一只在聚光灯下光芒万丈的摇滚猫,是有道理的。有资深乐迷撰写长篇八卦,用学术的精神探讨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的剧情和现实细节的出入,一句话总结就是,这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专业能力无可挑剔,但要说“弗莱迪灵魂附体”,就牵强了。

  真实和虚构之间一定存在拉锯,而“真实”并不是电影需要恪守的美德。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在“伟大的音乐”和“争议的电影”之间,牵扯出的问题是,“拍艺术家的传记片”和“艺术地拍传记片”之间,怎样握手言和。

  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的两个编剧,安东尼·麦卡腾写过《至暗时刻》和《万物理论》,皮特·摩根是《女王》《末代独裁》和剧集《王冠》的作者。这个组合的共同点是擅长把传奇的主角安置到普通人的位置,以普通人的局限去面对不普通的境遇,终于成就传奇。这是“取观众最大公约数”的创作策略,“普通人性的不普通生长”,是亲民的切题角度——看到权力漩涡或专业巅峰的人一样受着尘世颠簸,妥帖诱导观众“想象代入”的立场。

  用这个策略来写“艺术家的传记”,其实很大程度地回避了艺术的代价和艺术家的黑暗面。真实的弗莱迪放荡不羁,他投奔了命运的深渊,留下的音乐给了普罗们远方的憧憬,正因为这样,他唱出“妈妈,人生才刚刚开始,我却把它毁掉了”,有摧枯拉朽的力量。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创造出的一个“不挑战普通人三观”的弗莱迪,和这样的歌词、这样的音乐也就没太大关系。把艺术家声色犬马的冒险改编成私德有亏的“歧路”,让他背负着忏悔“回归”,这是一套戏台教化的说辞,把一个摇滚乐手塑造成一路逆袭的励志者,他看起来太正常了,难免不太像艺术家。

  有时候,艺术的撩拨力远胜商业的精准算计

  用虚构再现艺术家时,落点是“普通人”,还是取“艺术”这个关键词,很多时候存在冲突,因为“艺术”往往意味着挑战感。

  导演贾曼拍画家卡拉瓦乔的传记片,电影由两条平行的时间线拉开,一条是卡拉瓦乔在病床上垂死挣扎,另一条是他从少年时代起狂欢地活、狂欢地画,把生命挥霍地投入情爱、斗殴和创作。狂欢和垂死,这是卡拉瓦乔画作的灵魂,对应着他的生命行歌。这电影里有一句很重要的台词:艺术是生活的反面。贾曼大胆激越地拍出了艺术和生活的背道而驰,卡拉瓦乔绝望于现实的不艺术,他不能妥协,只能在艺术的不现实中拥抱悲剧。这个剧作思路和核心题旨显然不符合好莱坞统治的主流商业电影,但在1986年,它不仅获了柏林电影节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,也是那年英国票房最好的电影之一——有时候,艺术的撩拨力远胜过商业资本的精准算计。

  2009年法国凯撒奖最佳影片《花落花开》也是一部关于“艺术及其代价”的传记片。德国收藏家威廉·伍德因为在一战后发掘了毕加索和亨利·卢梭,名垂西方美术史,而在那之前,他还在法国乡下发现了萨哈芬妮,一个粗俗的洗衣女工,她死在疯人院里,死后留名美术的万神殿。《花落花开》的女主角就是萨哈芬妮,她看起来没有一点儿艺术气质,几乎是有些愚昧的,但是当她从白天洗刷刷的钟点工里脱身,她在深夜里画出拥有热切魂魄的树木、花草和果实,画画让她的灵魂挣脱出巴掌大的小村小镇,通往神性的世界。法国外省的乡村生活没什么波澜,《花落花开》拍得也淡,就连伍德一次、两次地背弃萨哈芬妮,也像风吹过树梢,不落痕迹。这电影的法文原名是女主角的名字,中文片名的意译很妙,艺术的诞生和艺术家的殒灭都如“花落花开”,是自然荣枯的伤逝过程,“天赋”这种东西,好像上天随意派发,又蛮不讲理地收回,“天赋”的残酷在于,要么有,要么零,没有过程,只有状态。电影里的萨哈芬妮说:“画画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去爱。”这里说不清道不明的“不同的方式”,就是艺术那根细细的红线。

  “艺术家的肖像”存在于一个微妙滑动的区间里,他们不可能太“正常”,但也不是“不正常”的奇观。在皮亚拉导演的《梵高》里,梵高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,受着精神疾病困扰,但他往返于圣雷米和阿尔勒的乡间,吃饭,画画,爱,他谦卑地活着,不是圣徒也不是妖魔。朱丽叶·比诺什主演《1915的卡蜜儿》,离开罗丹的卡蜜儿是个受尽摧残的女人,在修道院里陷入谵妄的状态,她是“阁楼上的疯女人”,但“疯癫”和疾病都是被构建的概念,是日常的琐细把她卷入了内心的战争。迈克·李导演《透纳先生》,事无巨细地交代画家的行动,在一段一段的人物关系里交代他的自卑、他的粗鲁、他的怪癖和他的骄傲。在这些传记片里,流水账式的编年史和狭义的“戏剧”都被抛弃了,创作者让“生活”,而不是“故事”,掌握着主动权,然后,传记的主人公迈着日常的步伐进入了陌生地带。

  艺术地拍传记片,就是为了趋近这片陌生地带——“皇后”的音乐,莫扎特的歌剧,梵高和透纳的画,这些是尘世之上的一片飞地,艺术的灵韵在于奔涌的生命感,而不是靠流水账的“忆往昔峥嵘岁月”,来妄图得到一份心灵鸡汤和生活哲理。

  所以,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里浪子回头的故事很快会泯然于众多电影,而弗莱迪的歌穿越这个通俗故事继续传唱。


(责任编辑 :欧云海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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